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历史学家章开沅多次强调：“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它是一个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时至今日，学术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有关非领袖人物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空间。例如在湖北辛亥革命中被誉为“八大金刚”之一、“革命家”的陈宏诰，几乎就没有人对其进行研究。研究这场革命中的非领袖人物，特别是在校青年学生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武昌起义的必然性、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深刻性，从而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本文拟就陈宏诰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兼及其同学，以期进一步揭示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者的经历，阐述在校青年学生在武昌起义中的积极作用。
一
陈宏诰，亦名伯雄，字达五，号启民，1889年出生于湖北江夏。1904年起陈宏诰先后进入南路高等小学、工业小学等校学习，1911年考入第一法官养成所，同年参与武昌起义。
陈宏诰17岁就加入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此时他还是南路高等小学的学生。1909年陈宏诰考入省城中等工业学堂（今js33333线路登录前身），其同学彭晟、赵师梅、赵学诗、陈磊、陈霖、江家瑞、傅盐梅等人也先后倾向革命。曾在该校执教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与学生陈磊是黄冈同乡，对陈磊投身革命也起到一定作用。在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1910年在校学生161人），革命思想与活动却很活跃。史料记载，彭晟曾“与同学陈磊、陈宏诰、江家瑞、陈霖诸君力请监督增加兵式体操，给发枪械，借御外侮之名，为扩张吾党武力之预备。”赵师梅、赵学诗等以留学回国的监督不蓄发为由，剪去发辫，学堂当局也无可奈何。陈磊则反对学堂监督无故开除掌生而带头“闹事”，于191 1年夏被开除。在1908年至1911年，上述学生先后加入到共进会，并积极从事宣传与组织等工作。陈宏诰就“与同学陈磊、赵学诗、学魁君辈于武昌竭力鼓吹。”他们还在武汉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清政府的腐败。在学界中，其他学校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组织，如测绘学堂、文普通学堂、陆军中学堂等学校师生。由此可见，湖北革命党人在学界开展了扎实的组织工作，这也是武汉成为首义之地的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是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织发起的。至于陈宏诰参加了哪个团体，史料有两种说法。一是文学社。湖北革命实录馆于1912年至1913年征集的、撰写于1912年io月的史料《文学社事实》将他列为文学社领导人之一：“正社长：蒋翊武；副社长：王宪章……交通二员：彭楚藩、陈达五……”）也就是说，他与著名的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负责联络与组织工作。二是共进会。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所著《湖北革命知之录》将其收录于共进会名单。)张国淦所著《辛亥革命史料》也将其收录于共进会。而目前能够找到的较早的、最翔实的资料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的《陈君宏诰革命事咯》，该小传撰写于1913年7月前，但对陈宏诰参与的组织，它却没有介绍。本文认为，陈宏诰不是文学社成员，而是共进会骨干。一是陈宏诰在革命活动中所密切接触的革命党人多是共进会员，特别是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同学。二是陈宏诰参与活动的机关同兴学社属于共进会机关之一。该机关为共进会领导人邓玉麟所建立，由赵师梅与其同庚堂弟赵学诗主持。史料记载，“同兴学社所需要的经费，虽比同兴洒楼为少，但仍非常困窘，他们的伙食，全靠住在学社中的工业学堂的学生如赵师梅、赵学诗、陈磊等供给。赵等当时都已参加革命组织。此外，学界中同志如牟鸿勋、谢石钦……陈宏诰、周之翰等，也常来同兴学社，进行革命工作。”至于他在共进会任何种职务，因史料缺乏，难以考证，但从其参加革命较早的经历，且在起义中和湖北军政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来推断，应该属于重要骨干。赵师梅是省城中等工业学堂共进会代表，即共进会在该校的负责人。同时，赵氏兄弟还是同兴学社的主持人，为经营同兴学社作出较大贡献：“此学社赖师梅、学诗等资助维持，至八月起义时尚存。”)陈磊则“照料同兴学社，于文学共进两派之联合，最为努力。”应该说，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青年学生在革命团体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二
1911年春，同盟会策划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等计划在武汉响应。5月初，接到黄花岗起义败讯，孙武等决定联合文学社，在两湖发难，而文学社也有联合共进会的计划，但两个团体领导人存在门户之见。几经周折，9月14日，双方达成在武昌起义的共识，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负责领导起义。起义领导机构成立后，决定分军事、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准备。在军事方面，成立临时总司令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等为参谋。在政治方面，革命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由刘公负责，另设常驻政治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协助起草文告、绘制军旗等政治事务。至于陈宏诰任何种职务，史料也有两种说法。一是调查部成员。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所著《辛亥革命先著记》持此种观点：“调查部：正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部员：陈宏诰、徐移山、蔡大辅、赵士龙。”-是任政治筹备员。李春萱所著《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张国淦所著《辛亥革命史料》持此种观点。然而不论系何种职务，陈宏诰都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首先，陈宏诰在领导起义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关——总指挥部武昌小朝街85号和政治筹备处汉口租界宝善里活动，并参与了武昌起义重大事项的决策。10月9H，孙武等人在汉口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时，在武昌机关的蒋翊武等人正在商议工作，听说了汉口情况，马上讨论应对之策，陈宏诰也在现场，他力持及时举行起义，结果，蒋翊武果断下令当晚举事，决定以南湖炮趴发炮为号，各标、营立即响应，并派邓玉麟、陈磊等分头通知各标、营。由于清军戒备森严，通知未能及时传达，起义流产。而在当天，清军得到革命党人名册，大肆搜捕，同兴学社、襄阳学社等多个机关被破获。当晚10时后，蒋翊武等人在小朝街85号起义总机关等待炮响，结果，被军警包围，蒋翊武乘无人注意时溜走，陈宏诰与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同时被捕。但因其父供职于巡警道，陈宏诰不仅幸免于难，而且免于牢狱之灾。关于陈宏诰被捕的具体情况，史料说法不一。一说在押送途中因与警察熟悉，被警察偷偷放走：“宏诰与来捕之警管识，亦中途纵逃。”_说被押送到巡警道署后很快被释放：“被捕诸人先被送到警察厅，警察厅有人认识陈宏诰，便说：‘他的父亲在厅内当科长，大概也是去办案的？’陈连声说是，一面说一面就溜走了。”说被押到巡警道后，经多方营救才获释：“君以其父彼时供职警察总署，得警员数辈多方解说，脱于狱。”革命实录馆收集的“三烈士供词”印证了第三种说法。供词提到，当局曾提审过陈宏诰：“旋逐一问襄阳学社所提之牟鸿勋、陈宏诰、陶德明（陶德琨之弟）等，均各言系[在]学学生（闻临问明时，琨并在堂土听审。琨系督署会议[厅]审查官，并不知革命为何物。）”说明他在巡警道并未轻易获释。而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被杀害，其他被捕人员则被收押，直到起义成功后获释。其次，10月10日起义成功后，陈宏诰也处于权力中心，例如，颁布军纪，禁止民军随意开枪等军令就由他与黎元洪等人决定。“九日之夕，弹雨横飞，不无误死。至是，经执法官程汉卿报告，请都督黎公与诸革命[家]张振武、高振霄、陈宏诰诸君商定，以义军举动，总宜文明，故不命令，不准私放枪声。”为了消除居民恐慌，陈宏诰还亲自率兵巡查民军军纪，安抚百姓，保卫商民，维持了城内秩序。
赵师梅、赵学诗、陈磊也是领导起义的骨干成员。关于赵氏兄弟的职务，有两种说法，一是兄弟两人则与邓玉麟一样，作为命令传达人，负责将指令传达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其根据是赵师梅的回忆。二是任领导机关中的会计。如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认为赵氏兄弟与梅宝玑3人是领导机构“会计”人员，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也采此说。[8](p139)而陈磊则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参与了制造炸弹等军事准备工作。此外，在沟通、撮合两个团体申，陈磊起了较大作用，颇受革命党人称道：“秘密运动，投稿各报，鼓吹民权，联络同志，筹措饷资，殚精竭虑，罔有推辞。孙、蒋有隙，和解不遗余力。凡我同志，无不敬佩。”U2Xp440)在革命党人紧锣密鼓的准备中，赵师梅、赵学诗、陈磊还负责绘制军旗。军旗是共进会总会在日本东京设计的。他们按照设计方案，绘制图纸，并请裁缝剪裁出20面军旗，其中18面存放汉口机关。10月9日，因孙武等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机关内起义文告、党人名册、军旗被搜去。10月10日起义爆发，民众为避枪弹纷纷逃离，赵师梅等人四处寻找裁缝，终于从裁缝处找到剩下的2面军旗，这样，武昌起义胜利后，鲜艳的}‘八星军旗飘扬在武昌上空。与陈宏诰遭遇相同，赵师梅、赵学诗也遭逮捕，但同样幸免于难。10月io日夜里，赵师梅、赵学诗、陈磊3人从同兴学社分途前往陆军中小学、二I‘九标、测绘学堂传达指令，约定同时并举，赵师梅兄弟先后返回时被抓捕，与房东一起被警察关押，幸亏当晚起义爆发，负责关押他们的警察逃逸，兄弟两人才重获自由。
三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光复后，革命党人在阅马场咨议局商议组建军政府，推举都督。陈宏诰参与了这次活动，是湖北军政府的组织者之一。超义前革命党原推定的都督刘公在汉口，此时汉口尚未光复，不能到任，总指挥蒋翊武在10月10日武昌小朝街85号总机关险些被捕，出逃未归，参谋长孙武10月9日因炸弹爆炸受伤，其他重要人物或被捕，或被杀，领导起义的多为下级军官，资望不高，同盟会领导也无人在汉。为稳定人心，争取各地响应，急须成立革命政府。首义的领导者们派人找出地方头面人物，商讨对策。二卜一协统黎元洪等旧军官、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被革命党人觅得，其中汤化龙就是由陈宏诰的同学赵师梅、陈磊找寻而得。各界集议的结果，是推举黎元洪任都督。虽然黎元洪在军界负有清誉，但他反对革命。革命党人此举实出于无奈，目的是以这个“大人物”来号令天下。 黎元洪开始对革命党并不予以合作，而是持有观望态度。为了处理紧急的军政事务，11日下午，领导起义的革命党人蔡济民、邓玉麟等人再次集议湖北咨议局，决定成立谋略处，负责处理军政府的事务，实际上，谋略处就成为临时权力机构，蔡济民、邓玉麟、陈宏诰等8人就是推举的八大谋略。
谋略处为湖北军政府的创设和推动各地光复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陆续建立军政府机构体系。第二，颁布了严格的军纪。第三，向海内外发布了系列文告，痛斥清政府罪行，号召人民进行革命。谋略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捍卫湖北革命成果、推动全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谋略之一的陈宏诰，在军政府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史料记载，“维时，义声始播，人心不知所归，黎公初履都督任，党中事诸不悉，各团体干员负重伤，及被逮小曾释者参半，民心未固，应事乏人，种种危机，不可枚举。赖君与陈磊、苏成章、蔡汉卿、潘公复诸君筹面进行方略，并组织都督府内部各机关，由是规模大振，人心为之少定。当是时，府内庶务殷繁，君除指挥支配外，犹复躬亲细事，数日夜不遑假寐，无倦容，亦无废事也。”
随着湖北军政府组织体系的逐渐完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黎元洪与湖北咨议局原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开始积极争夺权力，10月17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颁布，确立了以都督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体制，一批旧官僚、立宪党人掌握了各部门权力，谋略处被取消，陈宏诰等人被排挤于权力中心之外。10月25日，孙武等革命党人重新修订了组织条例，更换了军政府组成人员，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控制了政权，在军政府机构中占据多数，而且成立各部总稽查处，负责稽查军政府各部门、各军队。陈宏诰等8人任各部总稽查处总稽查官。当时，舆论界称之为“八大金刚”。
“八大金刚”为10月10日领导起义的重要人物，权重一时，威望颇高，陈宏诰还身兼数职。史料记载，“白汉阳失陷后，各部有迁徙者，有人员走散者。当停战之际，外面难按约停战，而内部各部不能不照常整（顿）备战事。各革命家恐各部惊惟（慌）之余，办事难见（免）敷衍之弊，特组各部总稽查机关大朝街，专稽查各部一切。高振霄、陈宏诰乃草命中老同志，故公举二君与苏君等八人共担任各部稽查任务。其二君所遗执法科调查事物，亦属重要事，军务部以陈宏诰、高鸿绶均革命巨子，故以之接任。”起义以来，陈宏诰就担任执法处调查。执法处最初隶属军政府，后来改为执法科，隶属军务部。在战争时期，执法处任务繁重，尤其是负责审理军事案件，如审理汉奸、问谍、贻误战机等案件，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普通司法案件。南北和谈、战事结束后，陈宏诰等总稽查官建议湖北设立临时议会，得到批准后，主持临时议会选举工作，直到议会建立。由此可见，陈宏诰在湖北革命党人中的地位。
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其他几位革命党人都参与了起义。．赵师梅、陈磊、彭晟还参与了都督的推举。为转变黎元洪的态度，陈磊刚柔并用，尽力说服。武昌光复后，城内残存反动军队，也混杂着清军奸细。军政府成立后，陈磊任稽查员，与李翊东等侦查到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等奸细、侦探，捕获数人，予以处决，对维护武昌秩序和革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阳夏战争中，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革命党人参加了战斗。赵学诗、陈磊随黄兴上汉阳前线，负责后勤保障，陈磊任总训令部金柜科科长，赵师梅率兵上阵杀敌，彭晟任职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在战火纷飞的武汉，他们与民军一起坚持奋战一月之久，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赵师梅在战斗中受伤。
总之，陈宏诰等人从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甚至革命骨干，反映了时代变迁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是职业革命家，不是参与革命团体的新军，也不是打入新军中的知识分子，而是武昌起义中非主流群体——在校学生，但他们并非在革命高潮中被动卷入，而是开始就积极投身其问，成长为骨干，所以其经历特别具有意义，反映了在校学生对革命的主动认知，从而说明这场革命的深刻性——不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