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传奇人物徐会之
张继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徐会之绝对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身份扑朔迷离，其表现引起争议，1951年，他赴台后不久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更是被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是耶？非耶？——徐会之立场之谜
徐会之（1901—1951），原名徐亨，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人。关于徐会之的生年，现有著述有1900年、1901年、1902年三种说法，其实，徐会之出生于1901年，1948年出版的《汉口市政府职员录》记载了他的履历：年龄一栏填写的是48岁，所以，徐会之应该是1901年出生。
徐会之出身于耕读之家，其父早亡，幼时就学于私塾，后在黄州就读新式小学、中学，1919年考入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再入中法高等学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入伍生一队，同期一队的同学有共产党出身的徐向前、蒋先云和国民党出身的贺衷寒、宋希濂等。有史料说，这一年，徐会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史书持保留态度,不做交代。究竟是不是中共党员？这似乎是一个待解之谜。不过，能够确认的是，他加入了国民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中共的方针，是统一战线的需要，徐会之加入国民党，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该团体是根据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提议而成立的。而另一种说法是：该团体是共产党员出身的学生们所倡导成立的。它成立于1925年2月，在黄埔军人中，与贺衷寒为首的右翼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后来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掌握。所以，从徐会之的政治立场看，他参加中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加上，他在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就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与董必武、陈潭秋等往来密切，受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很大。他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也是董必武推荐的。董必武是中共一大代表，是湖北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曾与徐会之在十五军共事的傅光培回忆说，大革命时期，他亲眼目睹徐会之与一些中共党员曾在一起参加党组织活动：“政治部每周开党员生活会，缪象初、徐会之、焦其恺等均参加，叫我在门外不要外人进去。”可以说，徐会之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基本上不容怀疑。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徐会之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连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党代表。1926年，蒋介石强令解散“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迫使共产党撤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此时，徐会之到北京、天津活动，应该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做地下工作。北伐开始后，徐会之奉命南下，先后任十五军党务科长、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徐会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仍然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建立的“黄埔革命同学会”。1929年，该会成立于上海，与蒋介石建立的“黄埔同学会”相对立，从事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革命活动。徐会之、余洒度、陈烈、黄雍等人参加了筹备工作，是该会的中间力量。徐会之还在天津组织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担任会长。他在天津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蒋介石对“黄埔革命同学会”的活动极度恼怒，派特务进行破坏。1931年8月，国民党特务抓捕了邓演达、徐会之等20余人，后来，邓演达惨遭杀害。
功耶？过耶？——徐会之功过之谜
邓演达被害之后，“黄埔革命同学会”瓦解，对蒋介石来说，徐会之等人已不足为虑，与其严惩，不如羁縻之，此，蒋介石对徐会之等该会中的一些成员采取了笼络政策，徐会之被重新启用。抗战结束时，甚至官至汉口市长乃至汉口特别市长，是举足轻重的地方大员。1945年9月，徐会之担任汉口市长，此时汉口为普通市，属于湖北省管辖。194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汉口市改为特别市，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徐会之任市长，直到1949年初。
对徐会之在汉口市长职务上的表现，在现有著述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徐会之在汉口市长任内“毫无建树，在政治活动方面，却有他的一套。”［4］言外之意，徐会之是一个政客。甚至，有人认为，徐会之大发横财，十分贪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利用接收日伪资产的机会，大肆劫掠，化公为私，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官员爆炸性地大面积贪腐，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劫收”。为监察接收、惩治贪腐，国民党政府曾经成立湘鄂赣清查团，此时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参加了清查团，清查团在武汉查处了几件大案。何汉文参与了清查的全过程，也参与了对徐会之的清查。何认为，徐会之的贪腐案是未经揭发的三大案之一，其它两大案的主角是第六战区副司令郭灿、湖北省长王东原。关于徐会之的问题，何汉文说：
“汉口市长徐会之，很会应付人，在我们清查期间，对我们的一切集会询问，他都自己出席答复，一切经手接收的档案也提供审查。有人指控徐会之在接收中强占汉口市的几个电影院、戏院，同时在接收日租界及汉口各地敌人房产时贪污极大。经我们了解结果，当时在汉口的中央、上海、明星、维多利、光明等电影院、黄金大戏院、民乐园等，是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伙同湖北省党部、三青团支部、汉口市党部等党务机关和文化机关的接收人员强占的。民乐园由徐怨宇以文化界名义霸占，改名为‘武汉文化会堂’，由他把持牟利。其余也都是由这伙人朋分霸占，或直接营业，或出租取利，对原业主则加上‘敌产’、‘逆产’的帽子，使其不敢作声。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只好决定分别予以发还了事。汉口共计有4000多幢日本人的房屋，估价在600亿元以上。我们根据接收清册，发现问题最严重的是这些房屋有3000多幢被六战区以下的军警宪特机关部队所强占，并且把每幢房屋内的用具物质甚至衣服财物统统占为己有，而这些房屋的原有日本人都已经离开武汉，又无原始清册可查。这些侵占房屋的人不但毫无顾忌地吞没了全部财物，便是市政府要接收房子拍卖，他们也不迁不理，连房租也不交。所以当我们把这笔房产接收账目核对以后，徐会之反向我们提出请求帮助解决这个市政府正在束手无策的问题。其实，徐会之在接管中并不干净，而是他贪污得比较乖巧，使人抓不到他的确实罪证。例如，对日本人房屋的接收，他利用没有原始清册而只有接收清册，在接管单位造具接收清册时，隐瞒了不少的房产。这些房屋既无底案可查，又分散全市各处，外间人很不容易摸底，清查更无从查起。又因惑于徐会之对清查团的‘恭顺’，在核对敌伪房屋接收清册后，公布了一个清查结果，对徐会之的贪污反而作了掩护。”
但是，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汉市治安教育卫生财粮民政社会救济组织各大端，接收整理，不期月间咸复常轨，人不能见其赫赫之迹，盖其才有过人者。”当今，有学者认为，“1945年8月武汉收复后，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广邀商贾，力争恢复城市秩序和经济，这成为国民党‘劫受大员’中的罕见个例。”实际上，在国民党政府的大接收中，出现了普遍的贪腐，在徐会之治下的汉口市出现贪腐也不足为奇，但那不等于是徐会之本人的贪腐，况且，关于他贪腐的证据的确也不足。
有学者认为，徐会之是有作为的市长。抗战胜利后，“汉口的执政者希望能重建汉口，再现往日汉口的辉煌。汉口制订了一系列重建计划、振兴设想，市政当局欲有所作为。在武汉现代开放史中，在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当时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不得不提及。……在处理了战后日本德国侨民遣返、对敌伪资产清理接收等繁杂事务后，徐会之及汉口市政当局的目光聚集到战后汉口重建上，对汉口市政建设提出了为数不少的建议、议案、设想。这些方案规划受历史环境制约不可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有关汉口市政建设的构想在现代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的确，在徐会之任内，汉口市曾有不少规划和设想，如《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利用外资加紧汉口市建设议案》、《新汉口之展望》、《新汉口都市计划方案》等等，因为国民党政权很快瓦解，这些宏大的设想也就付之东流。徐会之对日本、德国侨民的遣返工作也十分出色，广受称赞。当时，仅日本侨民就有2万余人，这个数量是相当大的，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真耶？假耶？——徐会之身份之谜
1950年3月，徐会之到台湾，不久，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国民党有关部门最初的意见是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但蒋介石却下令立即处决。1951年11月，徐会之被秘密杀害。徐会之被杀后，国共双方均三缄其口。徐会之赴台的目的何在？他的身份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段经历扑朔迷离。
因为此事较为复杂，真相长期不明，所以，不少著述态度较为审慎，基本上不做交代。近些年才有披露。有观点认为，徐会之是中共“卧底”，负有重要的特殊使命：“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徐会之在敌营中身份特殊，地位较高，人事关系较多，决定派他到台湾从事策反及情报收集工作。”徐会之之子刘凡先生说：父亲“在董必武同志的推荐下，于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道路，为祖国的统一和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他们的说法是可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滕杰曾披露说：“有一位军校第一期学生徐会之，他在广州即参与打游击计划的重要分子之一。这个人非但是军校同学，而且抗战时期当过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我当厅长的前任就是他。他这种出身和经历，当然使我们深信不疑。可是，我们从广州撤回台湾，徐会之竟然没有同来，这在兵荒马乱之间，我们也不太注意。过了半年，他突然来台北了，住在一家旅馆里，和谁都不接触，只找彭孟缉。那时彭孟缉当台湾保安司令，位置非常重要。他找彭孟缉做什么呢？原来是奉共党之命，要求彭孟缉投共！彭孟缉是何等忠贞的人，当然把他抓起来，一经审问确实，就把他枪毙了。”彭孟缉是彭晟长子，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彭晟毕业于湖北中等工业学堂，读书期间就参加辛亥革命，大陆被中共解放前夕，随其长子赴台。1985年，徐会之这个身份得到确认。当年，国家民政部、安全部经过审查，追认徐会之为革命烈士。1996年，徐会之遗骸运回大陆，分别埋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
徐会之还是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四大金刚”之一。“黄埔革命同学会”瓦解，徐会之被重新启用之后，历任五十六师政训处长、安庆市警察局长、芜湖市警察局长、河南省扶经县县长、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科长。西安事变后，任西安行营政训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保定行营政训处长。1938年5月，武汉会战前夕，任武汉行营政训处长，7月，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参加武汉会战。同年，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1939年，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1941年赴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按照职责划分，第一厅负责军训，第二厅负责民训，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1942年，调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次年，改任湖北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旋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从徐会之的履历来看，他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政工。在多年的政工中，徐会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治工作得心应手，业绩卓著，是公认的政工干才。
在理论建树上，徐会之也颇有成绩。他著有《民众训练须知》，阐述民众训练的意义、必要性，揭示其实施步骤，介绍民众训练的历史和西方列强对民众训练的情况。该书于1937年由庐山暑期训练团警政组编辑出版。此外，徐会之还发表了《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告华北军民书》等文章。正是因为，徐会之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所以，在国民党政界颇有名气，与贺衷寒、曾扩情、袁守谦被称为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四大金刚”。
